回顾1989年春由学生发起的民主运动，我们之间虽然会有无数的分歧和矛盾，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能够达成共识，那就是“这是一场非暴力的‘争民主自由反腐败特权’的运动”，这场运动的规模以及受到社会各界支持的程度，大家从1989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刊登的消息就可以看到：前一日北京市的游行规模超过百万，有朋友回忆说当天参加游行的总人数是130万人。当天，在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游行，包括知识界的各界人士与机构均呼吁支持学生。但是一场和平的、规模巨大的民主运动为什么被镇压到如此程度：在军事镇压之后，任何人和机构都不敢发声？笔者很清楚地记得：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反军管反屠杀的游行抗议到1989年6月10日全部结束，全国气候立即变得“死一般寂静”。从表面上看，是中共的军事镇压导致全国立即处于恐怖暴政的淫威之下，然而，如果仔细地想，为什么面对北京的军队镇压全国其他地方都没有有效声援与反响？这就是此文希望分析的内容。
首先，“和平理性非暴力”却没有“真正的抗争”不会有结果。1989年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非暴力却缺乏“抗争”的运动。当时的思维就是要“平和、温和、文明地讲理和辩论”，大体和我们今天所谈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相当，例如学生的跪求请愿、中共与学生之间的所谓“商谈”，以及学生游行示威过程中刻意用“学生纠察队”将学生与市民阻隔开来（非暴力抗争的纠察队是纠察专制政府人员的，而不是阻隔支持力量的）…… 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用“理性地通过政治谈论方式（即合法方式）”争取自由，反对腐败。
其次，从1989年学运来看，“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提法存在很大问题。从历史上看，最早使用非暴力抗争成功的是印度的甘地。“非暴力抗争”也叫非暴力革命，是不使用暴力的“革命”！根据维基百科“非暴力抗争”的词条：自1966年致1999年期间，在67个专制国家中的50个国家里，非暴力公民抵抗运动在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世纪以来的著名非暴力革命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和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我们了解比较少的还有佐治亚的玫瑰花革命，白俄罗斯的牛仔裤革命，古巴异议人士抗争等。
“非暴力抗争”与“和平理性抗争”是两种不同形式的抗争手段：非暴力革命使用除暴力以外的一切手段，如信息战，纠察队，守夜联防，街头抗议、抗争文艺（诗歌、音乐、艺术等）、社区教育（如前捷克的非官方帕托斯卡大学）、公民抗税、故意违法、抵制与制裁等等一切经济与政治形式的抗争；“和平理性抗争”是一种政治抗争（注1），通过向对手请愿、施压、系统地消耗对手的资源，如游行请愿、罢工或怠工、静坐、占领、影子政府等等（注2）。Roberts and Ash （注2）认为，1989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外国叫“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是“和平理性抗争”。此外，菲律宾1980年代的“人民力量革命”推翻了前总统马科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之后的东欧政治变革、前苏联解体、2007年的缅甸学生与僧侣发起的民主革命，都属于“和平理性抗争”。
到此本文暂告一段落，笔者写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借此文与读者分享一个概念，即：“和平理性非暴力”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而不是一种形式的抗争方式：和平理性抗争是以政治手段向对手请愿、给对手施压，以达到促进民主化的目的，非暴力抗争是指除暴力以外的一切手段，包括故意的大规模的违法、抗税，来否定法律和政府的合法地位。若本篇文章得到读者认可或积极参与评论，笔者将继续讨论非暴力抗争。从8964的结局看，笔者认为和平理性抗争在中国现政府的状态下是走不通的，不用再一次犯错了。
注1：Gene Sharp, Sharp’s Dictionary of Power and Struggle: Language of Civil Resistance in Conflicts,（权力与斗争之夏普词典：谈冲突中的文明理性抗争） 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 2011年, 第87页.
注2：Adam Roberts and Timothy Garton Ash，Civil Resistance and Power Politics: The Experience of Non-violent Action from Gandhi to the Present(文明理性抗争与权力政治：从甘地至今的非暴力行为的历程）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