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按：本文基於英國BBC中文網
《点评中国》栏目主辦的關於民主制度大討論，本文對旅法政治學者宋魯政的文章
「大众民主使精英政治丧失独立性」作出評論如下：
宋鲁郑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陷入了困境，原因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的崛起"，而且認定導致2008年金融危機的根源在於：全民普选及完善的福利制度，而他認定這兩個原因均來自於民主制度，因此，他說，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結局就是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並且認為這種危機"是无解的"。
換句話就是說：民主是一個危險可怕的制度。
然而，政治制度不能用經濟狀況來評價，因為經濟狀況不是政治制度的結局，因為在同樣的政治制度之下，經濟運行卻是週期性的，有上漲有下跌，而政治制度卻是長期的和穩定的。我們不能說，遇到經濟危機了，這個政治制度就成為邪惡的，遇到經濟發展了，就說這個政治制度是優秀的。
退一步看，即便用經濟指標來衡量，那麼，真實情況則是：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幾百年歷史，期間經歷的經濟危機從來不會如同中國幾千年的帝王專制制度那麼嚴重：中國最近的一次滅絕性的災荒發生在
1958-1961年，光餓死的人口就有幾千萬，同時期西歐民主國家總人口還沒這麼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宋說歐盟占世界9%的人口，經濟占25%，福利占50%，是多麼令人羨慕的指標啊，尤其對比中國占世界20%的人口，經濟僅占10%，福利不足千萬分之一！
起始於美國的2008全球金融危機真如同作者說的那樣是全民普選與福利制度造成的嗎？錯！發生於美國的一場全球性經濟危機的起因，與作者說的"全民普選制度"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完全無關！在西方經濟學和金融學界早有結論：是因為金融界（以華爾街為首的）為獲取高額投機回報，進行金融違規操作，借用經濟大發展的勢頭，濫用經濟槓桿，將穩健的金融策略變成過分"以高債務促發展"的危險遊戲中，使得那些被傳統金融保障制度認定為缺乏資信的人也同樣能獲得貸款（但利息較高），最後因為利率的突然上調導致資信不夠標準的借貸人因無力按期歸還突然升高的貸款而大量破產，而貸款的"投資銀行"因為收回的固定資產貶值（有些高達90％）而發生壞帳，繼而宣布倒閉。由於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波及到全球與之相關聯的其他國家。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德國的雷曼兄弟銀行。該銀行在歐洲的業務正常而且有很好的利潤。然而由於該公司多年存在著利用時差每晚將錢全部轉入美國金融市場交易，而隔夜歸還歐洲分部的慣例，於某個週五晚上轉入美國的帳戶後，週一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使得歐洲分部頓時倒閉。這就是危機的蔓延。
這與政治上的普選制度沒有任何關係，與全民社會保障制度更是風馬牛不相及。而相反地，正是由於西方的全民普選制度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才使得西方國家得以擺脫危機，使得人民可以得到維持生存的社會福利制度的照顧。
因為有良好的普選制度，美國人民於2008年選出新一屆政府，今天，在經濟危機發生七年後的今天，美國政府宣布：美國經濟已經實現連續47個月的正增長，今年更是達到5％的增長率，而美國是一個三億人口經濟總量卻是十三億人口的中國的1.6倍的國家，靠利潤帶動的5％的增長率對比中國靠投資拉動的7％的增長率（幾乎沒有利潤），請讀者自己對比衡量一下，究竟是堅持一個無能的政黨統治而殺死經濟好，還是靠全民選舉，將犯了嚴重錯誤的政府幹下去好！美國已經通過法律控制了金融界的違規和投機操作，使得經濟真正得到了發展。這，就是制度性的優越，而不是制度性的缺陷，更不是作者所恐嚇的"無解"的危機！
同樣的道理，若不是西方民主國家有全面的福利保障制度，那麼面對半個多世紀以來所發生的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時，那些破產的人、失業的人，還有陷入疾病的人，此時一定會面臨饑荒與無力治病、養老的困境。今天的中國不就是如此嗎？在沒有福利保障的情況下，飢餓與生病卻得不到社會照顧的人不計其數。然而面對如此嚴重的經濟危機，我們看到：沒有人餓死，沒有發生飢荒，也沒有人因為生病而得不到治療。西方國家的福利保障制度並沒有因危機而拖垮經濟反而使危機中的人們得以平安渡過艱難時刻。
至於作者所談的負債，從經濟學和金融學上說，適度負債在經濟發展的前提和背景下是有利的，而且必須這麼做的。這個做法的目的就是用未來的增長為承諾，向社會舉債求擴張，使得社會上的閒散資金可以用於擴大再生產，這樣的模式（只要避免2008年以前華爾街的投機違規操控金融市場）是最為科學最高效的經濟運作模式。自然，這需要政府有強大的社會管理能力，對無能的政府來說，這無疑是導致災難的定時炸彈。所以，只有民眾對政府有選擇權，有能力的政府才可能被選出來。
作者將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制度理解為"追求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的烏托邦，這是絕對的謊言！民主制度是為了捍衛公民自由權利的制度，這個自由權利不是"政治權力"，而是公民將權力授給選出來的政府，使得政府獲得法定的管理社會的權力，也就是說，在民主社會中，自由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但是政治權力不是人人平等的，政治權力是由人民通過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授予政府及其政治家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的社會契約論就講得很清楚：政府的合法性基於政府與人民簽訂的協約，這個協約叫社會契約，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憲法"。洛克的社會契約論為英國發生的光榮革命提供了最為完美的註腳，更是美國立憲的基礎。歷史證明，這樣的制度不僅為英國贏得了八百年的政治文明與進步，而且已經成為今天全人類認同的普世價值並得到普及。
讓我們再將視角拉回到中國：自從2008年中國發生經濟危機以來，中國政府宣佈向市場投放四萬億人民幣救市，結果呢，房地產、礦業、電力、電信等等壟斷行業再次進入大發展大泡沫時代，但是同樣是七年後的今天：中國經濟面臨大滑坡和硬著陸！由於中國經濟靠投資拉動，用大白話說，就是：投資項目結一束，項目即轉入低利潤甚至虧損狀態，這才是銀行呆帳數額驚人的秘密，因為帳務結算完畢則直接進入無利潤或嚴重虧損狀態，GDP就是這樣由大規模呆帳和所謂的在建工程炮製出來的。這就是為什麼統計局的數據不可信的原因。然而，儘管如此作弊，中國經濟仍然不得不宣布低於7.5％的增長率，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政府已經沒那麼多錢投資了，意味著大規模失業就要來臨了！中國政府為何要保8％以上的經濟增長率？為勉強維持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就業需求。但是，今天，連這個指標都達不到了。中國總說為了控制經濟泡沫而要控制發展速度，就是因為政府在經濟沒有利潤的情況下強硬投資，使得虧損更嚴重。
中國的經濟發展不是利潤驅動的擴大再生產，而是虧損狀態下的繼續投資以保帳面上的發展。這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今天，泡沫就要破了！我們看看政府現在的狀況：
以下這些數據直接來自中國國家統計局，應該說，這已經是他們能夠造出來的最樂觀的經濟數據了。從表面上看，這些數據真沒什麼可挑剔的，但只要略為將這些數據聯繫起來，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一黨專制政府的經濟狀況：
根據2004年至2013年間的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計算，截止2013年年底，中央財政結餘為22萬億，而地方財政結餘為負的29.5萬億，這意味著中國政府目前資不抵債，淨負債近8萬億，已經破產。而這個淨負債與西方債務不同，西方債務是通過債券發行市場融資而來，與買方達成的金融協議，這是合法的債務，只要有償付能力，就說明政府是有信用的政府。而中國政府在沒有合法性的情況下，負債八萬億直接意味著能力與信用的雙破產！
所以，結論就是：中共的政權已經破產，破產政府是沒有信用的。西方國家，即使希臘，面對危機還能勉強維持其信用，保持對市場的償還行為。而中國政府——每個省、市、自治區都堪比一個甚至若干個希臘，因為他們已經全部破產了，他們的債務為非法債務，沒有來自債券市場的合同關係。這就是一個專制政府的無能，更不用說政治上缺乏社會保障制度而使人民處於深度危機之中。
附原文：
大众民主使精英政治丧失独立性
宋鲁郑，旅法政治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春秋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当代西方民主在和苏式共产主义的竞争中，取得了胜利。然而，这场胜利还不到四分之一世纪，西方民主却陷入了全面的困境。最浅显的原因正如《经济学人》在其封面文章《民主出了什么问题》所总结的：一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二是中国的崛起。
1929年的大危机西方都挺过来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又算得了什么？但当时的西方有几个今天所不具备的优势：一是还没有实行全民普选，政治精英仍然能够独立和较为迅速地进行决策。二是还没有建立福利制度，其产业竞争力和效率依然强大。不妨看看今天的欧盟，人口仅占世界的 9%，GDP只占世界的25%，但福利开支却占到世界的50%。如此健全的福利，其代价必然是效率低下和成本高昂，后果则必然是国家丧失竞争力。三是西方仍然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仅可以继续掠夺资源，也还可以转嫁危机。四是西方仍然垄断国际资本、工业品的生产和技术，仍然垄断原材料的定价权。
但今天西方昔日的优势都不存在了。第三条优势的破灭是历史进步，第四条优势的渐渐丧失则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中国对外贷款超过世界银行、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而且物美价廉、中国的需求令原材料国家有更多的选择）。但第一和第二条则完全是西方自身的因素。
让民众有权力参与政治，当然不是坏事。但从精英票决民主转变为大众票决民主，不是增加票数这么简单。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在于，政治权力的独立性丧失。在有限选举阶段，鉴于选举成本不高，资本对政治精英的影响还不是决定性的。但现在大众民主时代的到来，不仅政治要受民众、甚至民粹制约，也由于选举规模扩大和成本的几何增长，对资本空前依赖。这就是2008年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我们如果看一下欧美这些民主国家，就会发现一个共性：个个负债累累。欧盟各国平均都在90%以上，美国超过100%，日本超过240%，而且仍然在上涨。以本人所在的法国，其财政第一大支出是偿还债务利息。显然，不论是借债搞福利，还是借债维系消费，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找不到解决之道，它就是明天的希腊。
从制度的角度讲，这是结构性矛盾，是无解的：因为选民不会同意削减福利，也不会同意增加劳动时间（反对延长退休），资本也不会同意增加税收。大家可能还记得，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第一大经济体，在世界名列第八，但却长期负债累累，处于破产的边缘。原因很简单，每次举行公投，只要是增加福利的提案全部拥护，对于增加税收的提案全盘否决。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加州又是美国最大经济体，选民的素质之高恐怕要冠全球，其表现也不过如此。
总之，西方一人一票普选制度从英国算不过试验了一个世纪，从美国算不过才五十年。总体而言，还未得到有效的、足够的历史验证。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这一体制弊端的最大体现：资本和大众利用选票压服政治，令政治失去能力和活力，无力应对各种挑战。
可以说，20世纪人类进行了两次乌托邦试验。一个是经济层面的，追求经济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已经证明失败了。另一个就是政治层面的，追求政治权力的绝对平等，就是西方今天的一人一票。至少到目前，这个乌托邦试验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